美突破奖颁出2500万美元科学界奥斯卡奖

[20] 参见步兵：《论行政主体对行政契约的单方变更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08年第6期。

这进一步提示我们，从宪法高度授权地方政府统一筹划专项转移支付项目的支出刻不容缓。作者简介：郭锐，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以中央政府来监督地方政府在转移支付背景下的政府行为的效率，其效果远远不及由当地的人民来监督。类似地，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让中央政府各个部委意图的一贯彻实现，但同时也极大地压缩了基层政府的选择空间。尹恒，康琳琳，王丽娟：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财力均等化效应——基于中国县级数据的研究，《管理世界》2007年第1期，第49-55页。各个主管机构竞争专项转移支付的权力，造成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越来越多、项目资金额度越来越小。

[45] 尹恒等(2007)把全国2000多个县放在一起进行统计分析后，不但断言专项补助和税收返还一贯起拉大地区财力差距的作用，而且认为明确以均等化为目的、按因素法分配的财力性转移支付非但没有达到预定的效果，反而在拉大县级财力差异。周雪光注意到实践中往往有地方政府选择性地采纳中央政策、变通适用中央政策和基层政府为私利与上级政府共谋等诸多现象，以致地方政府行为偏离中央政策目标日渐普遍。依照内部理论，决定某一行为或状态是否受到基本权保障只有一个步骤，即判断该行为或状态是否属于基本权内在限制所划定的保护范围之内。

基本权效力的主观内容与客观面向，均由基本权构成要件所导出，故基本权构成要件描述了基本权的保障对象。这些原则并非在内容上为规则的效力提供实质论据，而在于为规则的效力提供形式上的依据，因而被阿列克西称为形式原则。另参见李建良：《基本权利理论体系之构成及其思考层次》，载于《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第九卷第一期（1986年），第54页。[40] 2．限制条款的性质：直接限制与间接限制 在德国的宪法秩序中，基本权作为宪法位阶的权利，只能经由同样基于宪法位阶的规范或基于其授权，才能予以限制。

在宪法适用上，与普通法与特别法关系说一致，亦应优先考虑明定的自由权条款，当明定自由权条款无法涵盖特定案件事实出现基本权保障漏洞时，才能适用一般自由权条款。在此情形中,将导致如下后果：首先，待审查的法规或政府行为非合宪即违宪，倘若法规或政府行为违宪，则不再是对该条款保障权利的限制，而是对权利的侵犯，而基本权侵犯与基本权限制则适用完全不同的规整机制。

首先，就他人权利而言，只有他人具有的宪法位阶的权利与构成要件发生碰撞时，才是宪法上直接的限制。依据外部理论，在原则论证模式中明确区分《基本法》第二条第一项之构成要件与限制条款，不仅有助于确保在个案中考虑到相冲突利益的权衡，而且在判断某一行为或状态是否属于权利构成要件时，可从个人权利保障的立场上尽可能地将其纳入初步权利的保护范围，对权利的规范领域作扩张解释，起到扩大权利保护范围的效果。根据阿列克西的碰撞法则，这种情形也将产生两种可能性： 其一，如果作为限制条款的规则R具有严格的效力，即其背后的实质原则PR与原则P（权利保护领域）衡量的结果处于优势，那么不论作为权利构成要件的原则有多么重要，只要它与限制条款冲突就必须退让，如此，限制条款便否定了处于对立状态的权利保护领域，新权利的证成以失败而告终。如在出版自由保护方面，出版自由的保护领域具有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有碍社会风化之内在限制，因此猥亵出版物自始即被排除于出版自由的保护领域。

参见莊哲维：《相当性原则在宪法解释上之运用——法学方法论观点的考察》，台北大学法学系硕士班硕士论文，2005年7月，第85——93页。对特定宪法秩序中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的探究，大凡涉及该国宪法人权保障之核心价值、基本权利保障体系与规范领域以及释宪机关解释宪法的基本准则等诸多富有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之问题。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FX041）、2015年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未列举宪法权利：论据、规范与方法之阶段性成果。这实际上是以规则论证模式来诠释基本权的构成要件。

（二）《基本法》第二条第一项的构成要件部分：宽构成要件抑或窄构成要件 基本权构成要件作为法解释学上的概念，其功能在于标示出产生特定基本权法律效果的前提要件。第三，就道德律而言，依据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见解，通过这个道德概念所包含的非法律规范（对基本权的限制，并不需要任何低位阶的规范依据，因此这种限制属于宪法上的直接限制。

换言之，在任何情况下，均应保留权衡或衡量的可能性。如果限制条件为规则，那么将产生原则与规则冲突的情形。

例如，法院在一个判决中宣称，警察通过秘密录音侵害到个人通讯自由的无拘束性之状态，属于未列举基本权的保障领域。联邦宪法法院在许多判决中均适用这一原则。合宪秩序不仅表现为程序上的一致性，而且要求法规范必须与基本法的价值秩序相吻合，而处于基本法价值秩序核心领域的乃人性尊严，最小程度的人性尊严意味着人格的本质不受侵害——即个人不受限制的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自由，由此便确认了每个人不受侵害的终极的人格自由领域，以对抗公权力的侵扰。另参见【日】阿部照哉、池田政章、初宿政典、户松秀典编著：《宪法——基本人权篇》，许志雄教授审订 周宗宪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94——98页。这种概括式人权保障条款往往在宪法审查制度中，由释宪机关在解决宪法个案纠纷中作为确认、推定未列举宪法权利的依据。[28] 相反，以阿列克西为代表的宽构成要件论者则认为，在基本权初步保护领域的判断中，应排除所谓的内在限制考量。

相反，若运用所谓道德与法律意识等内在限制自始便将其排除于保护领域之外，不仅将破坏分层的、结构化的权利论证程序，而且也缩小了一般行为自由的保护领域，因为并非所有的杀人行为均不受保护，人们可以因正当防卫而杀人，也可能因执行公务而合法地杀人。其二，该条后半部分以不侵害他人权利、不违背宪法秩序或道德者为限，属于基本权限制条款。

本文所涉及的有关德国宪法法院判例、德语法学文献的翻译与运用，得到了大学校友、德语翻译高丽女士以及博士生周许阳的帮助，在此致谢。内在限制理论以基本权之权利性质或基本权的社会保留为基础，前者认为基本权所保障的自由系法律上的自由，其本身在内容上是限定的、有界限的，而后者则基于基本权主体的社会关系而导出基本权界限的必要性。

[50] 现今学界通说以及法院的多数判决，都将《基本法》第2条第1项的规范领域视为对一般行为自由权的保障。按照其宪法实务与学说上公认的基本权论证程序，[17]这个条款的基本结构可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前半句人人有自由发展其人格的权利属于对基本权构成要件的概括性表述，即宪法通过概括性基本权所保障的个人的基础地位，它包含了该条款所规范的所有生活领域内个人基于人格自由发展、一般行为自由受到保护的利益。

1．内部理论与外部理论之分歧：规则论证模式与原则论证模式 内部理论以传统的规则论证模式为基础，将基本权规范视为法律规则，而外部理论则基于原则论证模式，认为基本权规范具有法律原则的属性。6BVerfGE 32 (1957). Cited from Edward J. Eberle, Dignity and Liberty---Constitutional Visions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aeger publishers,2002,p64. [54] 6 BVerfGE 32 (1957).at 37. Cited from Edward J. Eberle, Dignity and Liberty---Constitutional Visions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aeger publishers,2002,p64. [55] z.B. Tauben Füttern, BVerfGE 54,143(146).。[35] （三）《基本法》第2条第1项的限制条款部分 按照基本权的原则论证模式，《基本法》第2条第1项的构成要件只是初步划定了一般行为自由的宽泛规范领域。[16] 此类结合特殊自由权与一般自由权条款提供综合保护的判决在德国宪法法院屡见不鲜。

[44]那么，当具有宪法位阶的规范与构成要件相冲突时，就构成了基本权的直接限制。[9]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德国《基本法》上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具有人格自由发展、一般行为自由之实质内涵，其涵盖范围十分广泛，因此，在某一案件中决定适用列举自由权条款并不表示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无法涵盖该案件事实，这仅仅意味着在其保护领域的范围内应优先适用列举特殊自由权条款，即两者之间的关系适用特别法优先准则。

与人格有关的任何行为自由原则上都被宪法价值秩序所涵盖，而一个受价值拘束的秩序，并不承认完全无限制的权利行使。其次，就合宪秩序限制条款而言，按照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关于合宪秩序涵盖范围的宽泛解释：所有具有宪法位阶的规范以及所有形式上与实质上符合宪法的法规均属合宪秩序。

[25]相反，若适用内部理论，则必须将《基本法》第二条第一项的构成要件与限制条款合并，从而产生一个抽象的、但又必须具有确定性特征、最终性地位的规则。对于个人的地位而言，重要的是最终受保护的权利范围，在构成要件与限制条款的整体联系中，合宪秩序宽泛的涵盖领域已经对权利构成要件形成了很大的限制。

[17] 完整的基本权论证程序包括三个部分，除了本文提及的基本权规范领域、基本权限制以外，还需考虑对基本权限制的限制，即有权设定基本权限制的立法者，尚需受到宪法上合法化理由的审查。限制条款表明国家对于一般行为自由的干预，必须基于防止侵害他人权利、违反宪法秩序和违法道德三项目的之一方能为之。内部理论与外部理论的分歧，并非是简单的对概念与规范的认识差异，它显示了两种不同的基本权构造理论以及不同的基本权论证模式。[42]例如，《基本法》第8条第1项规定的和平且不携带武器集会的权利，就包含了一个对集会自由这个初步权利进行限制的规定——制宪者以不得携带武器为限制条件直接对该权利的保护领域作出限定。

人格自由发展的涵义位决定着概括性人权保障条款规范领域的宽窄。该条款前半句的构成要件人人有自由发展其人格之权利又被称为人格自由发展权条款。

基于人性尊严基础原理的要求，作为人格核心领域保障的自我决定权具有人格的内在、自由发展维度与人格发展的责任维度之双重属性。进而可以认为，窄构成要件理论的不特定行为方式标准将导致这样的后果：如果某行为以不符合特定行为方式的方式、在另一地点、另一时间行使就被排除于基本权保护领域，那么将侵犯基本权主体的自我决定权，使其不能决定或选择以什么方式来行使其基本权利和自由，从而构成对人格核心领域的侵犯。

阿列克西在批判窄构成要件论的过程中，用艺术家在十字路口作画为例，对两者之间的差别做出了说明。（3）对有关自己个人的记述的处分权。